研究显示明年全球乙烯产能将达1.62亿吨

他们主张，在行政国家时代，严格的司法审查是必不可少的。

[⑤]公民不服从所表达的就是公民对这些毫无意义的甚至肯定有害的法律的不服从。[18] [英]威廉·葛德文：《政治正义论》（第一卷），何慕李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68～169页。

《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颇为公允，它说，‘公民不服从一词，赖梭罗那篇著名的论文而传布开来，[20]而不说是梭罗率先提出了这个概念及理论。公民不服从理论被认为是自由政治理论的一个部分。孟德斯鸠进一步发展了这一学说，他不仅绘制了完整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结构图，强调三权相互制衡，而且将自由作为这一套制度的价值目标。[28]因此，根本不存在不正义的法律，自然也不存在对不正义的法律的不服从问题。这种印象之所以错误，主要是因为我们在上文中谈论的公民不服从问题的范围仅仅是局限于西方宪政国家的。

这便是说，当政府沦于暴政，或它效力极低、无法忍受，有权拒绝向其效忠，且有权对其反抗。[29]法律不能证明违法为正当，[30]这是说，违法行为的正当性不能从所违反的法律本身得到证明，而只能从级别较高的法律，并最终诉诸实在法之上的自然法才能得到证明。违法过剩意味着行政技术标准的僵化已经导致自身的合法性危机，以至于与之相悖的行为模式已经被执法对象普遍认可并遵循实施，获得了社会心理学意义上的集体认同。

另一种是博弈均衡解意义上的制度概念，它是博弈参与者在前述意义的制度之下所形成的稳定行为模式。关键词： 以罚代管 行政执法 执法方式 制度机理 在我国行政执法实践中，以罚代管的现象普遍存在[1]，其意指行政执法者收取行政违法者的罚款后，放任其继续实施违法行为而不予纠正的特殊行政执法方式[2]。从社科法学的视角观察，这实际上是要求违法者内化其违法行为所产生的负外部性[13]，从而恢复理想法秩序，并达到稳定社会合作秩序中他者规范性预期（normative expectations）的目的[14]。无论是刘温丽案中还是张高兴案中，从新闻报道中都可以看到货车车主们反复强调如果按照成文法律规则设定的技术标准运输货物，那么赚取的运费根本无法弥补运输成本，更不用说盈利[23]。

在责令改正作为与不作为的选项之间，执法者诉诸社会主体共有知识[31]（common knowledge）的序数度量足以促使其选择责令改正的不作为。[47] 刘星指出权力是权利的特殊表现形式，同时职责是义务的特殊表现形式。

由技术行政官僚作为立法主体制定的管制性行政法规范基于高度专业性知识划定了社会各领域内的诸多行为规则，特别是以细致入微的行政技术标准划定了社会主体行为合法与违法之间的刚性界限。然而，行政科层体制注重恪守法律规则与程序的理性特征虽然降低了执法权力的恣意，但也会导致形式主义的横行，行政官僚体制给予执法者固定薪酬的做法虽然保证了行政执法的稳定供给，但也使执法者缺乏提供高质量执法服务的激励。如在公路货运治超执法领域中， 2009年我国实行的成品油价税费改革取消养路费后，导致原先大量征收养路费的人员失去了收入来源，妥善安置这批人员的主要方式之一就是将养路费征缴人员（约24万人）划入各地的公路行政管理机构（公路局、路政大队等）。违法过剩现象彰显了管制性行政法规范设定的行政技术标准的不合时宜与失败。

从行政法理论角度而言，执法者在执法过程中实施的多数行政行为都属于意思行政行为[12]，也即执法者依法做出对违法者权利义务进行处分的意思表示后，该行政行为就宣告成立，并期待违法者的主动履行。借用青木昌彦（Masahiko Aoki）关于制度的双重涵义理论，这种博弈均衡是在执法过程中执法者与违法者之间形成的关于博弈如何进行的共有信念的一个自我维系系统[46]。如在公路货运治超执法中，责令改正不作为既可以表现为治超执法者没有开具责令改正通知书（意思表示不作为），也可以表现为开具责令改正通知书后并没有实际要求超限/超载违法者纠正违法行为（实力行为不作为）。从信号传递博弈理论观察，在一个非鲁滨逊的世界中，个体之间的合作关系是社会存续的基础条件。

这种晋升体制中，相对绩效考核的标准设定至关重要，是引导下级政府行为的指挥棒，直接决定了下级政府行为的策略选择，形成了指哪打哪的军事化指挥作用。当执法者违反了第一性法律义务时，就会随之产生第二性法律义务（在行政执法中表现为执法者违法执法时应承担的法律责任）[24]。

具言之，现代社会的基础特征之一是人的流动性与活动范围呈现几何倍数增长，并且增长速度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日益加快（如飞机、高铁的出现）。参见《利益驱使养鱼执法是道路三乱根源》，《法制日报》2013年12月4日期。

然而要真正理清这种执法方式产生的制度机理，则必须深入到它的内部，辨明其中存在的法律行为结构。[44] 执法者自身守法的行为也能传递作为合作者的信号，详细分析参见黄锫：《羞辱性法律惩罚的博弈分析——以深圳福田区警方示众处理卖淫、嫖娼人员一案为研究样本》，《法学评论》2008年第1期。该站所有的罚款收入县财政扣除40%后予以返还。而我国公路货运却承载了大量的重载需求，学者的研究指出从我国的实际出发，现行公路货运车辆的限值偏低。周黎安提出的晋升锦标赛制度是对我国行政体系中地方官员职务晋升模式最有力的理论提炼[38]。[29] 即使对于具有静态违法信息的违法行为的责令改正不作为诉讼，其原告的救济成功率也不会高。

在这种晋升锦标赛中，人事权高度集中于上级政府，上级政府通过对辖区内平行下级政府间的相对绩效考核来决定升迁人选，从而激发下级政府官员的工作积极性，并形成了辖区内不同地区间的激烈竞争。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何所谓的罚款月票/年票一般都是正规的省级财政罚款发票，这意味着罚款实际上是进入了地方财政国库中，并未给执法机关带来直接的经济收入，只不过是通过按比例返还的财政分配方式间接流回执法机关成为执法经费，并进而引导了执法者的行为策略选择。

其实，即使假设能确定利害关系人，启动法定救济途径的可能性也不高，因为作为公共中一份子的任何单体意欲启动法定救济途径时都会发现，在自身需要承担启动法定救济途径所有成本（如诉讼费、个人的时间精力等）的同时，通过法律救济可能产生的正外部性（理想法秩序的恢复）却又不能被自身内化，这就无法为启动法定救济途径提供激励。[46] 青木昌彦区分了两种不同意义的制度概念：一种是博弈规则意义上的制度概念，它是博弈的参与者所遵守的行为规则，典型如成文法规则所确立的法律制度。

另外还需注意的是，在违法过剩状态下，对违法行为正当性的集体认同感会导致违法者自我矫正违法行为的难度增加，因为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当人们对自身行为正当性的认同感越强时，维持同类行为的动力就越强。[23] 据报道刘温丽为记者算了一笔帐：如果不超载，就没得赚。

事实上这也是社会合作秩序得以建立与维系的基础条件之一。由于上述共有信念中的权利（权力）义务结构错位，无论执法者实施何种类型的严格执法，都会与执法博弈均衡中形成的共有信念中的权利（权力）义务结构关系相冲突。综上，执法者在责令改正不作为时可能承担的制度成本并不高，责令改正作为（特别是在刚性行政技术标准僵化所导致的违法过剩时）的制度成本却很高。[14] 陆宇峰：《卢曼的自创生系统论法学》，载高鸿钧、赵晓力主编：《新编西方法律思想史》，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25-326页。

一旦有超过法定限制标准的货运车辆上路行使，则意味着这种理想法秩序的破坏，此时就需要治超执法者的介入。此外，考虑到违法过剩境况中如果每案必罚，那么行政罚款的总额可能会超过违法者通过提高商品交易价格所增加的收益，会导致直接执法成本与间接执法成本的飙升，因此罚款月票/年票的执法方式就应运而生。

违法过剩是指在由法律规则组成的法律体系中，被违反的法律规则占的比例过大，以及在适法主体上，违法的人数占适法总人数的比重过大对于案例一，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在2014年的判决中首次明确表示，一般人格权包含对于自身基因信息的不知情权，该权利旨在保护个体未经其同意获得与其相关的、能够对其个人未来产生预测作用的基因信息。

德国医生协会则建议，此时，咨询者应当明确向患者提示在特定情况下其亲属也存在着患病的高风险，并明确提示基于道德考虑他应当向其亲属告知相关信息，同时明确提示其检测的可能性、预防以及治疗的可能性，但是否告知则应由其自主决定。在他看来，由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发展起来的一般人格权下的信息自决权不仅保护个体不受他人对于其特定人格范畴内的信息的侵害，而且保护个体是否以及在何种限度内愿意知晓这些特定的信息，特别是在涉及个体基因信息之时他享有这种自决权，这种权利魏斯恰当地称之为不知情权。

第18条第2款的规定不受影响。首先，多国法律均规定了患者的知情权，在这种情况下法律给相应的医疗机构设定了告知的义务，因此医疗机构在实践中均有相应的知情同意书，却没有同意不知情书，这种情况下，当事人在实践中基本不可能实践其不知情权。[57]《卫生部办公厅关于调整基因芯片诊断技术管理类别的通知》（卫办医政发〔2011〕66号）。近年来，我国基因治疗技术发展迅猛，但立法上几近于空白，法律应当有所应对。

五、我国的相关立法现状及借鉴 在知情权与不知情权方面，我国的学术研究与立法均起步较晚。个人基因信息揭示着第三人所无法知晓的涉及个体基本存在基础与未来的信息。

这里采用了心理负担的用语，可以说非常微妙的表明了基因诊断的特殊性，即其所具有的长时段的预测性。有鉴于此，继患者的知情权之后，西方学术界又提出了不知情权，即基因受测者对于自身基因信息不知情的权利。

[29]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由受检测人自己在接受充分咨询之后做出是否知情的决定，这只是一种非常理想的状态。生命的一个基本特征就在于不确定性（如果不考虑死亡的确定性的话），正是这种不确定性使得生活色彩斑斓，否则当人们能够预知从出生到摇篮的一切时，生活的意义就不再存在了。